苏丹之刃:苏丹亲兵

在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的征战中,有一支部队一直伴随着奥斯曼的历史。从兴盛到衰落,这支军队几乎是整个奥斯曼历史的浓缩,同时也是奥斯曼的圣战之剑中最璀璨的骄傲。他们伴随着帝国的步伐扫荡了东欧、西亚和北非,铸就了属于自己的不朽神话——耶里切尼禁卫军团。

当然,正如罗马军团一样,这支帝国扩张的核心力量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与发展。在一次次战争的历练中,在各种思潮的碰撞之中,禁卫军完成了从中世纪到近代军团的转型,本文将会为读者介绍耶里切尼大致的演变史,以及军团构造的方方面面。

一切还得追溯到13世纪初。当时中亚的许多游牧部落为了躲避蒙古人的兵锋,不得不举族迁徙,奥斯曼人的先祖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原隶属西突厥的卡伊部落,定居于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向西逃亡的一部分族人在首领埃尔托·格鲁尔的带领下来到塞尔柱人统治的安纳托利亚,被安置在塞尔柱和拜占庭边境的比提尼亚。该地区是名副其实的三不管地带,各种势力纵横交错,奥斯曼人伺机发展壮大起来。到了13世纪末,塞尔柱人的势力在蒙古人的打击下逐渐灭亡的时候,奥斯曼人已经在首领奥斯曼(埃尔托·格鲁尔之子,也是奥斯曼人和奥斯曼帝国名称的由来)的带领下,拥有了数座堡垒和城市。

在塞尔柱崩溃之后,奥斯曼人有了自由扩张的空间,但东边的突厥国家依然强大。于是奥斯曼人将目光转向西边的东罗马。此时东罗马的军队战力已经大不如前,本地兵员的崩溃使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陷入了劣势。但奥斯曼人发现,尽管在野战中东罗马人并非突厥骑兵的对手,但自己却对大型的城池与要塞很是头痛。1325年,在大臣阿拉丁帕夏和坎达里·卡拉·哈利里的提议下,奥斯曼首领奥尔罕组建了亚亚部队,它可以算是奥斯曼历史上第一支正规的步兵部队。

但此时步兵部队的表现并不出彩,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志愿军,甚至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训练,很快这支部队就被贬为预备役,此时的奥斯曼人仍然以骑兵为绝对主力。

到了14世纪中期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由于征战越来越频繁,奥斯曼人的俘虏也越来越多。按照突厥习俗,这些俘虏往往只能沦为奴隶。奥斯曼的谋士发现,他们完全可以效仿阿拉伯人,从奴隶中挑选精壮的人组成一支常备军。1369年的某一天,这支奴隶部队终于成立,它就是军团的雏形。又过了20多年,真正的耶里切尼军团在这一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起来。

以奴隶为兵并非奥斯曼人首创,而是源于阿拉伯人。在后倭马亚时代,就有一些突厥奴隶在阿拉伯军队里当兵,而到了阿拔斯王朝,奴隶军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建制和名称——古兰姆。阿拉伯帝国崩溃后,继立的各个突厥帝国都继承了这一制度,塞尔柱时期更是发展出一支名气不逊于耶里切尼的强军:马穆鲁克。后来这支武装在埃及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甚至到十九世纪都在埃及有极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古兰姆还是马穆鲁克,都是建立在中西亚著名的“彭菲克”制度基础上的,即国君有权从包括奴隶在内的战利品中抽取五分之一归自己所有。五分之一显然不是什么大比例,再加上还要经历筛选程序,所以初期的耶里切尼军团规模很小,只有1000人左右。直到14世纪晚期,德米舍梅制度建立后,这支新军才得以充分发展起来。

何为德米舍梅制度?说来也不复杂,即在被征服地区的基督教家庭中,以40户一丁的比例征兵。征集的对象主要为8到18岁的青少年。道理也很简单,比起思想和体格早已成形的成年人来说,璞玉一般的青少年无疑是上佳的塑造对象。德米舍梅制度每隔5到7年实行一次,一到大点兵的日子,就会有一名拥有高级头衔的军官带着苏丹的授权书和一批新兵制服,在几名随从的陪同下前往指定的地区主持征兵工作。在这名军官到达的前几天,被征发地教堂的神父就会得到命令,要他通知本地所有符合征发条件的男童家庭,在指定日期将自家孩子与其洗礼证书一起送往集结地。军官在那里将对这些孩子们进行初步的选拔,表现较为优秀者将被交给来自首都的官员,从此这些孩子就是“欧古兰”(即“侍童”之意)了,欧古兰们是直接送往各地的宫廷学校的。在那里,他们将在一名白衣宦官的监督下,完成2到7年的学业,课程内容包括神学、行政、军事、文学等方面,毕业后优等生将直接进入宫廷,担任各种官职,其余人等则进入卡皮库鲁部队(皇家骑兵团)。

精英是少数,欧古兰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剩下的绝大多数基督教孩童只能作为“阿杰米欧古兰”(“外国少年”之意)踏上成为军团成员的道路。军团尚在雏形时,阿杰米欧古兰的命运十分凄惨,他们不但要在特别的训练机构内接受各种军事训练,还要在海军兵工厂做苦工,或在军舰上担任划桨手。一般来说这样的生活要持续4到8年,但只有在军团部队的名额出现空缺时,阿杰米欧古兰的成员才有机会成为正式军人的一员。

德米舍梅制度确立后,“外国少年”的待遇稍好了一些,最先等待着他们的不是苦工一样的生活,而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各个突厥农场。他们一边和农民们一起干活,一边学习突厥语,接受军事技能和信仰方面的教育。一旦某个地方的训练机构腾空,他们就会被送往那里,一边训练,一边承担政府部门的各种劳役。有时在军团出征的时候,还得接手当地的守备任务。平均每个士兵要在宦官的严厉监督下度过至少6年的训练生涯。每期新兵毕业后都要举行盛大的结业仪式,并领取一份制帽和结业证书。第二天晚课礼拜结束后,新兵们会穿上自己的制服外套,这代表着他们正式成为军团的一分子了。和侍童们一样,阿杰米欧古兰中的优等生将得到拔擢,或进入军团的精锐部队,或前往海军服役。

(受训中的少年新兵。1为德米舍梅新兵,2为宫廷首席白衣宦官,3为不当值的年轻西维勒克新兵(即刚被提拔至作战序列的新兵))

从军团出色的战斗力来看,新兵的训练科目绝对是极其系统、异常严厉的,其内容也相当庞杂:马术、剑术、箭术、枪术等均纳入训练项目中,但核心科目却是对上级军官的无条件服从与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这一做法原是为了确保苏丹拥有一支强悍而忠心耿耿的禁卫军,然而也给了军团高级指挥官钻空子的机会。到了帝国后期,对军官的盲目服从和军团内部的抱团精神终于被野心家加以利用,成为一次次兵变和动乱的根源。

为了能让军团士兵随时服从调遣,帝国政府规定,所有的士兵平时都必须住在军营里,终身不准结婚,也不得从事任何一门手艺活。到了16世纪中期,情况起了变化,老兵越来越多,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禁婚令逐渐松弛下来,不但结婚的士兵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儿子也自动获得了进入军团的资格,16世纪末期的时候,军团成员大部分已是老兵的儿子。其后军团更是向自由民敞开了大门,彻底崩坏的德米舍梅制度终于在17世纪中期被完全废止。

奥斯曼人的服装款式是基于波斯风格设计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身份的人士均有各自的着装风格。加尼沙里军团所穿的是专门设计的制服,大多为羊毛质地,样式简朴但实用、耐穿。军服的颜色有红、绿、暗金等多种,款式根据军阶的高低有所变化。军官的军服外套边缘往往附有用狐狸皮、貂皮、松鼠皮等珍贵毛皮制成的绲边,并按军官等级配给各式腰带和肩带。

除了军服外,鞋子和头饰也彰显着穿戴者的地位。一般加尼沙里士兵足蹬红色的皮靴,低级军官穿的是黑色的,高级军官穿的则是黄色鞋子。头饰是全套行头中最富军团特色的。据说早在奥尔罕组建亚亚新军的时候,为了将士兵和头戴红色帽子的其他奥斯曼士兵区分开来,苏丹采纳了顾问阿里帕夏的建议,让新军头戴一顶白色的无边高顶软帽(这种帽子叫“伯克”)。作为在奥斯曼人中颇有声望的贝克西塔斯托钵僧修道会的一员,阿里帕夏为这支新成立部队的成员一一祈福。在祈福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白色长袖覆盖在士兵们的软帽上,袖子的边从士兵的帽子后沿垂下去。后来建立的军团不但继承了这顶白色软帽,同时也将“帕夏的袖子”保留了下来,即在软帽上设计一块白布,这块白布从帽子的后沿上垂下来,形成一个滚筒状的卷边,从外面看上去就与下垂的袖子无异。军团成员认为这代表了拜克塔什教团长老的祝福,能带给自己作战的勇气。

(练习枪法的阿杰米欧古兰。1为阿杰米欧古兰军团新兵,2为新式耶里切尼兵团新兵部队的伊奇欧古兰军士,3为纪律部队的队长)

军团在成立之初,是一支步弓手部队,因此大部分成员的装备为反曲复合弓和短矛,少数人装备有剑。虽然他们也用战斧等步兵兵器,但这些兵器仅被作为次要装备使用,或干脆只在参加重大典礼的时候才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团开始与来自巴尔干、西欧、北非等地区的对手交战,这些国家的兵器也开始流入并被加以使用,如马穆鲁克的剑、大马士革弯刀、西欧的重斧等。除了使用缴获的武器外,奥斯曼人还从欧洲各国进口大量兵器,因此军团兵器库里的储备与军团的统一制服截然相反,是极为复杂多样的。军团最为常用的冷兵器总结起来有弓、马刀“基里克”、弯刀“亚塔干”、匕首“坎嘉尔”、长戟、长柄刀和长柄斧等。

奥斯曼人所用的突厥弓的曲度极为明显,因而它的上弦方式与欧洲的直体弓差异很大,有人宣称:“突厥人有120种上弦的方式。”最常见的上弦法是上弦者坐在地上,用双足挤压弓身的握把部分,给重型长弓上弦时,通常需要一根长长的环形带子将弓缘向后拉起,固定。突厥弓配有一些附属装备,射手们在拉弓时要戴上一只扳指,这种扳指用木头、金属、象牙、骨头、兽角或皮革制成。表面刻有一根滑槽,以供弓弦伸入。有些扳指是用贵重金属或宝石制成,装饰得十分华美。多年以来,突厥弓的优越性能可谓是有口皆碑,直到1910年,还有人用老式突厥弓在射箭比赛中创下434米的记录。

“基里克”堪称东方世界弯刀之王,它的原型可能是中亚—蒙古马刀,为单刃单手兵器,刀身用高碳坩埚钢锻造而成,表面通常刻有血槽和古兰经的铭文,刀柄与长形刀身之间形成轻微弯曲,后者的下半部分质地更为精良。同时,刀身后部也保持着狭窄的宽度,而只在刀身末段的三分之一处外展变宽。这种特别的逐渐扩展的末端被称为“雅勒曼”(人工刀刃之意),这一设计可以极大地增加弯刀的劈斩力度,只需一击就能斩下一颗头颅。这种出色的威力令“基里克”成为奥斯曼人的首选兵器。

长柄刀、长戟和长柄斧均为欧洲的舶来品。长柄刀的外形类似于中国的青龙偃月刀:单刃刀身连接着一根长形木柄。一般而言,形状像斧头的刀身长18英寸(45厘米)左右,被固定在木柄(通常长2米左右)上。少数长柄刀的刀身背面是钩子状的,专门用于对付骑兵,这种长柄刀被称为“钩镰刀”。长柄刀可以兼作一支铁头木棒、一支短矛、一支斧形枪,或一支长戟,英国人西维尔认为它是长兵器中的王者。长戟又称为瑞士镰钩枪,是一种在14-15世纪被广泛应用的双手长兵器,长度通常在1.5米到1.8米(5~6英尺)之间。它本质上是斧头长矛的结合体。斧身背面通常附有一只钩子或刺以便将骑马的敌人钩下来。它造型简朴,用法也很简单,但用途广泛,对上骑兵的时候更是游刃有余,熟练的长戟手可以将一名骑士轻松地拽到地上去。

15世纪初,火器开始流入奥斯曼境内,早期的火器由于有着射速慢、精度差且射程短、经常出故障、射击后的烟尘容易把衣服弄脏(军团士兵多爱干净)等弊端,并不为惯用弓箭的奥斯曼所喜,军团更是只有很少的几个团装备了它。然而,15世纪中期对匈牙利的战争让奥斯曼人认识到了火器的巨大用处,再加上它的可靠性在不断提高,军团终于逐渐接受了它。绝大多数耶里切尼士兵在短时间内都装备了火绳钩枪和火绳枪,枪术也很快成为军团的一项重点训练科目。

奥斯曼人用的火绳枪在长度和口径上都要大于欧洲的同类产品。最大的可以发射重达80克的,最轻的也能发射22克的弹丸。尽管火枪在军团中的普及速度很快,但突厥弓却仍在军团装备中占有重要地位,反曲复合弓与火器混杂使用的情况持续了很久。17世纪以后,士兵们拒绝像欧洲人那样,在步枪上装上刺刀。因为后者对部队的统一性要求很高,军团士兵厌恶地称其为“异教徒的武器”。这使得军团在与经过军事革命改造的新式欧洲军队的作战中渐落下风。

不可否认,奥斯曼人的计划制定和战略动员体系是非常优秀的。每年的10月到11月他们就将来年8月到9月的作战计划搞了出来。在动员正式开始前,还要历经一道非常主要的程序:储备战略物资,特别是食物。前面提到过,耶里切尼军团非常重视伙食,或者说极其重视后勤。这从以下两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一是军团的军官职位都带有很重的“厨房味儿”,军团下属的每个团级作战单位的指挥官被称为“考巴西”(奥斯曼语“长柄汤勺”之意),指挥官的副官叫“阿伊乌斯塔”(“总厨”之意)。以下分别是中级军官“巴格卡拉库鲁英格特”(“伙夫头”之意)、中士“卡拉提鲁福”(“伙夫”之意)、士官阿伊(“厨子”之意)等;二是军团最为神圣之物并非绣有新月和白星的帅旗“伊玛目阿扎姆”(类似于现在的奥斯曼国旗),更不是团级的马尾旗和纹章,而是一口巨大的行军锅“卡赞-谢里夫”,它被各团视为无价之宝。每一次阅兵仪式,各团都会将各自的卡赞恭恭敬敬地抬出来。要是哪个团在战斗中丢失了卡赞,那将是本团的巨大耻辱,该团从此再也没有资格与其他团一次参加阅兵仪式。对食物供应看重到如此程度,那出征前的食品储备自然是战略储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了,军团的食物主要有:新鲜的面包、“派拉夫”(一种用碎麦粒和黄油熬成的粥)、洋葱、鲜羊肉、牛肉干和一种叫“派西梅特”的硬饼干。

当每场战役揭开序幕的时候,托普卡帕宫(奥斯曼皇宫)的庭院内就会竖起苏丹的六马尾旗帜和维齐尔(大臣)的三马尾旗,随后大军就集结、出征。打头阵的往往是侦察部队和名为“阿金基”的轻装袭击部队,前锋、侧翼和后卫多由西帕希封建骑兵担任,军团一般情况下位于队伍的中段。他们午时扎营,拂晓开拔,开拔前会先让军乐队敲锣打鼓地出发。在作战中,由于耶里切尼军团以远程攻击为主,因此他们很少主动出击。由于军团从来都是和其他部队一起行动的,因此笔者也只能把他们放在整个奥斯曼战术体系里来描述。奥斯曼军通常的作战阵型是这样的:苏丹本人亲自率领军团坐镇中央,卡皮库鲁骑兵队护卫着军团的两翼。军团之前为阿扎布部队(一种强征而来的非正规步兵部队)。来自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的西帕希骑兵队分别担任全军的两翼,最前方为阿金基袭击者部队。另一支阿扎布部队则负责掩护大军的后方。奥斯曼军的战术带有很浓的突厥时代味道:由阿金基部队率先发动进攻,但他们的任务不是杀敌,而是迅速败退,以将敌军引向己方阵地的中央。敌人一旦上当,便会先遭到阿扎布部队的打击,而后陷入与奥斯曼军精锐耶里切尼军团和卡皮库鲁部队的拼死战斗中,而此时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的封建骑兵则从侧后方包抄过去,使敌军完全陷入包围之中。

由于阿扎布部队战斗力并不强,所以在这一战术体系中担任中坚力量的无疑是耶里切尼军团和卡皮库鲁部队,他们能否坚持下去,是包围圈构成的绝对必要条件。军团基本为步兵,这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敌军骑兵的时候需要用各种防御工事来保护自己。在1396年的尼科堡战役和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中,加尼沙里们或占据一座小山,或被布置在一排削尖的木桩和一道沟渠之后。15世纪中期,奥斯曼人在与匈牙利人的战争中见识到了匈牙利人的战车工事的威力,并加以学习,此后军团就常被部署在由一辆一辆首尾相连的四轮大车所构成的环形阵之中了。除了大车工事外,有时军团也会据守线性壕堑作战,但这种行为被视为懦夫的做法,因而很少发生,军团甚至派遣低级军官和老兵、军士看守壕堑,不让士兵们进入。

在抵御敌人冲锋的时候,军团往往排成拥有数列纵深的横队,各列横队轮番前进,形成排射的效果。由于他们纪律严明,充满勇气,经历过极为严格的训练,因此即使面对拥有重火力的敌人时也能保证队形的完整。但军团并非一味地被动等待敌军来攻,当敌人已然逼近而队形发生散乱时,他们就会主动发起冲锋。在进攻时,各团组成的楔形编队旋即松散开来。在身后军乐团的呐喊助威下,军团的冲锋往往是无坚不摧的。每一个军团士兵都经历过长期、系统、严格的箭术或枪术训练,他们的箭法和枪法都很准,甚至在夜里也能借助月光做到弹无虚发。但因过于强调个人能力而忽视了集体战术的威力,军团始终没能线世纪以后他们在与欧洲新式军队的交锋中渐落下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奥斯曼人的军团足以匹敌甚至超越欧洲最精锐的部队,但欧洲却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常规部队,并以集体优势抵消奥斯曼人强大的单兵素质。

严厉的军纪是强大战斗力的保证,军团的训练机构已制定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正规部队里更是纪律严明:不服从命令、酗酒、赌博等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处罚方式有监禁、用笞棒痛打脚底等,并一般由违规者的长官来执行。士兵无论受到何种处罚,在结束后受罚者都要亲吻军官的手,以示重新接受纪律的约束。逃兵将被处以绞刑并被沉湖。但对于军团士兵而言,最严酷的惩罚不是死刑,而是剥夺军籍,这代表着他永远失去了军团成员的光荣身份。

军团的纪律是严厉的,但被实际执行到什么程度呢?这从一名欧洲旅行家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我认为没有一位国王拥有如此井然有序的军队和宿营地。他们的军粮储备充足,以无可指摘的态度,在没有发生混乱和尴尬的情况下完成了安营扎寨的任务。”

糖果从来是与鞭子并用的,军团有着最严厉的军纪,也有着最好的福利。“乌鲁菲”(军饷)每3个月发放一次。帝国政府对它的发放情况一直极为关心。此外,军饷还会随着物价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以免出现“钱贱伤军”的现象。在发军饷时,往往要举行一场由军团成员向苏丹和政府宣誓效忠、献身的仪式。除了固定的军饷外,军团的额外红利亦为数不少。例如每位苏丹即位的时候,为了争取军团的支持,会向每个士兵发放一笔赏钱。在战事进行到危急关头或大获全胜后,士兵们也可以得到一份很是实在的物质奖励。此外,政府还会以固定价格向军团供应食品及其他消费品,在通货膨胀时代,这项政策无疑成了一种隐性的补贴。老兵和立有战功者可以获得晋升的机会,也可以享受退休待遇,诚实可靠但资质平庸的老兵可以提前退休,并得到一块蒂玛(封地)。战功赫赫的老兵有两种选择:一是被派往前线要塞的守备队中,他将得到一份丰厚的退休金;二是留在大本营,在战时负责一些轻松的活计,当然他的退休金就要少得多了,但还算过得去。阵亡士兵将获得“殉道者”的称号,他的家属将得到政府的悉心照顾,不但可以定期领取食物,偶尔还能得到该士兵所在团队的财政补助。殉道者的女儿可由政府解决婚姻问题,儿子则将得到进入“阿杰米欧古兰”团的内定名额。伤残老兵可以得到一份清闲的差事,并保留所属团队的荣誉成员的资格。

如此优厚的待遇无疑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它促使基督教家庭的家长们不惜以行贿的方式将儿子送进军团,也使得富有经验的士兵们自愿留下来。但一流的待遇也带来了负面效果,大批自由民设法挤进了军团,这在16世纪末造成了严重后果:军团规模迅速膨胀,但战斗力却一落千丈。

除了在战役期间担任保卫苏丹和大军中坚外,军团尚负有各色各样的其他使命:他们是帝国重要要塞的守备队,是冬季的下水道疏通工程队,还是伊斯坦布尔的消防队和警察部队。16世纪以后,随着西帕希封建骑兵变得越来越腐朽无能,耶里切尼被派往各个行省,除了要维持当地的法纪外,还要监视那些随时可能萌生野心的地方总督。因此他们又成了地方的警备队,但这却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立机会。最后,当帝国政府的影响力开始削弱的时候,他们终于成了各个行省的实际统治者。

瓦尔纳战役是1444年11月10日,由苏丹穆拉德二世率领的土耳其军队(约4万-6万人)和由波兰国王兼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及匈牙利将领亚诺什·匈雅提(约翰 胡尼亚迪)率领的匈牙利和瓦拉几亚联军(约2万-3万人)在黑海沿岸发生的会战。欧洲联军是由教皇尤金四世和匈牙利王国共同发起的。主要由匈牙利和瓦拉几亚、波西米亚和波兰的军队组成。另有为数不多的捷克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立陶宛人和鲁塞尼亚人(乌克兰人),以及教皇国军队和条顿骑士团。主要统军将领有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将军约翰·胡尼亚迪、教皇特使卡迪纳尔·朱利安·切塞里尼和瓦拉几亚大公弗拉德·德拉库(大名鼎鼎的吸血鬼的原型)之子米尔恰二世。联军名义上的最高指挥是瓦迪斯瓦夫三世,但实权掌握在胡尼亚迪手中,此人殊不简单,曾多次击败奥斯曼军,被欧洲人视为奥斯曼人的克星。教皇、威尼斯、热那亚舰队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与此同时,联军的陆军朝瓦尔纳挺进,准备在那里与海军会合,然后由水路沿着地中海海岸而下,前往君士坦丁堡。为此他们一路只顾挺进,而将沿途的奥斯曼要塞弃之不顾。但他们到达瓦尔纳的时候,发现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前进了,因为穆拉德二世亲率的一支5万人的大军已经逼近了那里。

1444年11月10日一早,胡尼亚迪将约2~3万人的十字军排成一道弧形阵,部署在瓦尔纳湖和弗兰加高原之间。战线人的波兰和匈牙利王家卫队携带两面旗帜,与匈牙利王家雇佣军及匈牙利贵族的私兵一道据守于军阵中央。瓦拉几亚骑兵则位于中军后方,被当作预备队使用。总数为6500人的右翼部队在面向卡梅纳村的山下列阵。指挥官是瓦拉丁主教扬·多米内克。切塞里尼统的一支德国雇佣军和一支波斯尼亚部队亦在其中。此外还有埃格尔主教及其亲军部队,以及被革除教籍的斯洛文尼亚军事长官弗兰克·托拉茨的克罗地亚部队。5000人的左翼部队由胡尼亚迪麾下的特兰西瓦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德国雇佣军和匈牙利贵族的私兵组成,统帅为胡尼亚迪的妹夫米哈伊尔·西拉格。由300到600名捷克人和鲁塞尼亚人护卫的四轮战车组成的车阵陈列于匈牙利军队后方,紧贴着黑海和瓦尔纳湖的位置。战车卫队的指挥官为盖特曼切伊卡,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瓦拉几亚人。每辆四轮战车上有7到10名士兵,车阵中装备有火炮。

奥斯曼人的中央部队包括耶里切尼军团和从鲁米利亚征募而来的武装人员,他们被部署在两座色雷斯人的古坟周围。穆拉德本人就在其中一支部队之中指挥作战。右翼部队由来自鲁米利亚地区的卡皮库鲁和西帕希部队组成,安纳托利亚的阿金基和西帕希部队则构成了奥斯曼军的左翼。军团弓箭手和阿金基轻骑兵部队列阵于弗兰加高原之上。在这场战役中,耶里切尼部队掘出数道战壕,构筑了两道木栅,然后将军团主力的阵地设在后方。主力部队的后侧是一群骆驼,再往后是用许多面钉在地上的盾牌构成的临时防御工事,担任苏丹警卫的军团精锐部队就被部署在这道防御工事的后面。

战斗一打响,阿金基轻骑兵部队就朝托拉茨的克罗地亚部队发动进攻,联军使用火枪和火炮回击,将其击退。但阿金基骑兵队的撤退显然是一种计策,当联军士兵争先恐后地追击前者的时候,自己的侧翼却遭到了安纳托利亚西帕希骑兵的包抄,联军大乱,他们试图逃进位于瓦尔纳海湾另一侧的小型加拉塔要塞内,但绝大多数人都被杀死在瓦尔纳湖和代夫尼亚河附近的沼泽地内,可怜的切塞里尼亦葬身于此地。只有托拉茨的部队成功撤退到了战车车阵之后。

奥斯曼军的右翼攻击了米哈伊尔·西拉格的匈牙利及保加利亚部队。他们的推进被阻止了,并被逐了回去;而后鲁米利亚的西帕希部队再度发起进攻,联军左翼开始有些动摇了。胡尼亚迪不得不亲自率领两支骑兵前往助战,临走之前他特别叮嘱了瓦迪斯瓦夫:“就在原地坚守,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再说。”匈牙利名将旋即杀向土军右翼部队,以轻骑兵为主的奥斯曼骑兵无力抵挡以德国重甲骑兵(雇佣军)为主的匈牙利骑兵的猛攻,开始撤退。他们的溃败引发了土军全军的动摇,许多奥斯曼人开始逃跑。

然而在此时,年轻气盛的瓦迪斯瓦夫三世见奥斯曼军队已有溃败之势,低估了奥斯曼人的意志,率领数百名波兰亲卫向奥斯曼人的大营发起了冲锋,这不可不谓是一项莽撞的举动。虽然波兰骑士神勇突击,但最终却在奥斯曼御营前被顽强的禁卫军阻挡,而瓦迪斯瓦夫三世在混战中落入陷阱,被禁卫军于混战中杀死,国王死去的联军随即陷入了混乱,胡尼亚迪只得组织残军撤退。

此战联军伤亡1.2万,而奥斯曼人的伤亡超过两万。虽然伤亡惨重,但禁卫军却以自己的顽强和勇武改变了历史,让西方联军试图挽救东罗马帝国的努力化为泡影。

随着1520年苏莱曼的继位,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于1521年攻克贝尔格莱德,1522年攻陷罗德岛,而奥斯曼行省部队只用了5年的时间(1521-1526)就摧毁了位于匈牙利人的第一道国土防线上的大部分要塞。奥斯曼帝国同百年强敌匈牙利的终战即将拉开帷幕。

公元1526年,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爆发了第一次意大利战争。1525年2月24日,法军在帕维亚惨败于神罗军队之手,法王弗朗西斯一世被俘虏,在签订了耻辱的马德里条约后才获得自由。为了对哈布斯堡王朝展开反击,弗朗西斯一世选择了向奥斯曼人求援,并怂恿后者进攻神圣罗马帝国。这正符合苏莱曼的战略计划,法国—奥斯曼同盟就此达成。

要从奥斯曼来到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是绕不开的。于是这个不幸的王国就此成了弗朗西斯外交政策下的牺牲品。强大而健全的军事体系和动员体系是匈牙利人得以与奥斯曼人对抗多年,数经惨败却始终屹立不倒的不二法门。但经历了15世纪下半叶的短暂辉煌后,因为历任国王的无能统治,匈牙利的军事体系逐渐崩坏。小贵族们对军事事务失去了兴趣,城镇仅由小型雇佣军部队负责守卫,当一次次农民起义被残酷地下去以后,就连旧式的,由农民组成的民兵组织都显得不再可靠了。

5年前的1521年,苏莱曼围攻贝尔格莱德期间,匈牙利国王亲自组织人马前往救援,然而军队集结的速度却慢得惊人。当援军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居然忘了携带补给物资,结果这支6万人的大军一仗未打就在饥饿与疾病的双重打击下溃散了。军事要地贝尔格莱德也落入奥斯曼人之手,给匈牙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恐慌。2年后,主教柏尔·杜蒙尼成了南匈牙利地区的军事长官,但这名英勇的神职人员发现,举国上下竟无人响应他的热情号召。无奈之余,他只得自掏腰包,来加固第二道国土防线上的防御工事。

甚至当1526年4月26日,苏莱曼亲自率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时候,匈牙利贵族还没有意识到这场危机有多严重。规定的集结期限到来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来到托尔瑙的军营报道。年轻的国王路易二世只得以身作则,亲自率军出发。但他在战略决策上犯下了致命失误:与兵力明显占上风的奥斯曼人正面对决。而且在战场的选择上,他和自己的军事顾问们也错得离谱。他们决定在莫哈赤附近开战,那里虽是一片平原,但地面崎岖不平,且分布有松软、湿润的沼泽,这很不利于匈牙利骑兵作战。

相比匈牙利贵族的漫不经心和国王的粗疏大意,苏莱曼对待这场战役的态度显然严肃得多,奥斯曼军队在129天内推进了1500公里,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匈牙利境内。他们在进军途中几乎没有遇到敌军,因为当时匈牙利国王还在托尔瑙苦苦等待贵族们的部队呢。结果当路易二世还没出发的时候,奥斯曼人就已经渡过了萨瓦和德拉河,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路易二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集结了一支2.5万到3万人的部队。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约翰·扎波良统率的特兰西瓦尼亚部队,负责守卫通往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的通道,他们的人数在8000到1.3万人之间;路易二世亲自统率的主力部队(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西班牙、德国、捷克和塞尔维亚雇佣军);以及另一支规模较小的由克罗地亚伯爵克里斯多夫·弗兰科潘所统领的约5000人左右的部队。而奥斯曼军队则为5到10万人,并拥有多达160门的加农炮。

匈军的战线有两道,第一道的中央是雇佣军步兵和炮兵,两翼为主力重装骑兵。第二道战线则是服役步兵和骑兵的混编。奥斯曼军队虽然排出的也是传统阵型:行省军队布置于两翼,军团和卡皮库鲁镇守中央,但苏莱曼大胆地让精锐的波斯尼亚德里部队留在后方,作为战略预备队使用,而土军核心耶里切尼军团也装备了最新式的滑膛枪和火炮。相比之下,突厥人要现代化得多。

但战斗一开始,占上风的却是匈牙利人,最先抵达战场的鲁米利亚部队还未来得及与主力部队会合,就遭到柏尔·杜蒙尼所率领的匈牙利右翼部队的攻击,被当场击溃。导致土军军阵一度出现混乱。关键时刻,奥斯曼人那严明的纪律拯救了自己,溃败的突厥部队一边抵御匈军的推进,一边与赶到战场的友军会合,并很快完成了阵型的重整。此时匈军右翼已经深入土军中军阵地,战事进行地异常激烈,连苏莱曼本人的胸甲都被弓箭射中。但耶里切尼军团临危不乱,以150辆大车组成的防御工事为依托,利用手中的火枪和火炮狠狠打击了敌人。在禁卫军士兵那出色的枪法和炮术的打击下,笨重的匈牙利重装骑兵像割麦子一样成片栽倒,匈军左翼被击溃。

与此同时,土军的两翼骑兵队和经过充分休整的德里部队也完成了对敌军的合围,匈牙利人发现自己的退路已被切断,顿时方寸大乱。这场战斗只持续了3到4个小时就决出了胜负,匈军大部被歼,许多人在逃跑时活活溺死在战场西侧与多瑙河之间那块“长满芦苇和蒲草的沼泽地”里。沮丧的路易二世在黄昏时分得以脱离战场,但就此失踪了。战后有人在距离莫哈赤以北不远处的切莱村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找到了他的尸体,看来他是被自己的坐骑抛进了河中,因为铠甲太沉而被淹死。

除了国王外,1000多名匈牙利贵族、领主以及1.3万多名匈牙利士兵于此役中阵亡。这一仗彻底粉碎了匈牙利人的最后希望,终结了匈牙利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历史。战后,匈牙利被奥斯曼和神圣罗马帝国分别占领,从此哈布斯堡家族取代匈牙利王室,成为奥斯曼人的头号敌人。双方以匈牙利为中心,先后爆发了至少7次大规模战争。

莫哈赤战役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国力日渐增强。1650年,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已遍及欧、亚、非三大洲:多瑙河和萨瓦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大部,以及匈牙利中部到北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往东至伊朗边界山区,自海湾地区南扩到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也门,红海的西海岸地区,财赋之地埃及省以及半独立的边境行省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塞浦路斯和爱琴海群岛的绝大部分均被纳入奥斯曼的疆界范围内。到了1669年,克里特岛也成了帝国财产的一部分。帝国的扩张至此达到了它的顶峰,而在这一系列的扩张过程中,军团一次次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盛世之下,也隐藏着危机,前文所提到的规模急剧膨胀、对新式装备和战术的排斥、德米舍梅制度的崩坏以及军团权力过大等弊端有如内藏的裂缝,在慢慢侵蚀着帝国这座大坝。苏莱曼死后,继任的苏丹越来越暗弱无能,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不断下降,统治阶级却日益腐化、堕落,军团开始变得越发跋扈不臣,兵乱乃至对苏丹的废立都逐渐成为经常现象。政局的不稳更加深了奥斯曼军事体系的各种弊端,损害了军团的战斗力。而欧洲各国在历经了文艺复兴和军事革命后迅速崛起,逐渐赶上并超越了老对头奥斯曼人和耶里切尼部队。终于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和1697年的曾塔战役中,土军两度惨败,帝国的对外扩张结束,军团对欧洲军队的全面优势也彻底被终结。

苏丹亲兵在苏莱曼一世后期扩充到二到三万人。在苏莱曼之后随着军纪逐渐废弛人数也不断增多,战斗力大幅下滑,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利益集团并成为了国家的严重财政负担。苏丹亲兵原先是不许结婚的,但到了苏莱曼一世时期,有所放宽。到了塞利姆二世(1566-1574在位)时代,几乎成为定制,职位传子,纪律败坏。到了1683年四世时期允许土耳其突厥也可参军。进入18世纪,随着征募标准的下降,大量地痞,流氓,无业人员混入苏丹禁卫军,待遇优厚的苏丹亲兵逐渐在享乐中迷失自我。居功自傲,腐朽堕落,故步自封,拒绝接受新式训练与新式武器,甚至动辄哗变,发动叛乱,干预政事,成为奥斯曼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

到了19世纪,随着奥斯曼对外战争的一系列失败,苏丹亲兵几乎完全成为奥斯曼帝国近代化的毒瘤,在位的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在位)苏丹决心彻底展开军事改革,组建欧式新军,自然,其军事改革遭到保守的苏丹亲兵的反对,为彻底推进改革,马哈茂德二世决心彻底铲除苏丹亲兵这一毒瘤,经过长时间准备,1826年6月,马哈茂德二世以“地方叛乱”为理由,命令苏丹亲兵齐聚伊斯坦布尔,向他们宣布欧化改革措施,建立新式军团,此举遭到苏丹禁卫军的强烈,随即发动叛乱,早有准备的马哈茂德二世在开明军官,忠于苏丹的军队和市民的支持下,血腥叛乱,将参与叛乱苏丹禁卫军全部消灭或逮捕,还有两万多人被逐出伊斯坦布尔,至此,苏丹亲兵不复存在,此事即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著名的“吉祥事件”。随着禁卫军被彻底消灭,马哈茂德二世得以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使奥斯曼帝国军队现代化。他立即用一支新的精锐部队取代了禁卫军,这支部队被称为“的凯旋战士”(the victory Soldiers of Muhammad),苏丹亲兵,便以这样一种方式,不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不可否认地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大扩张时期,苏丹亲兵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利刃,确实为奥斯曼帝国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不愧“苏丹之刃”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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